隨著生成式AI與自主代理系統快速發展，人類正站在科技文明的重要轉折點。AI不再只是協助人類工作的工具，而開始具備自主推理、規劃與行動能力，甚至逐步影響國家安全、金融穩定、民主制度與社會秩序。過去《魔鬼終結者》、《駭客任務》與《鋼鐵人》中對AI的想像，如今正逐漸從科幻走向現實。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，人類真正需要思考的，已不是「AI會不會改變世界」，而是「人類是否已準備好治理AI」。

一、AI是全球風險治理的關鍵課題
近年來，全國、歐盟等主要國家已逐漸將AI發展視為攸關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安全的核心戰略。Google前執行長Eric Schmidt便多次警告，AI的重要性已可與核武與網際網路相提並論，未來將重新改變全球權力平衡與軍事戰略格局。

然而，AI帶來的不只是創新機會，更伴隨著龐大的風險。聯合國於2024年9月發布《治理人工智慧以造福人類》(Governing AI for Humanity) 報告指出：AI風險已涵蓋技術、政治、社會、經濟與環境五大層面。技術面包括自主武器化、AI失控、網路攻擊與關鍵基礎設施癱瘓；政治面則包括深偽技術、假訊息操控與民主信任瓦解；社會面可能導致數位落差擴大與大規模失業；經濟面則涉及市場壟斷與AI泡沫化；而超大型AI模型對能源與水資源的大量消耗，也逐漸形成新的環境壓力。

此外，世界經濟論壇於 2026 年 1 月 發布《全球資安展望 2026》(Global Cybersecurity Outlook 2026)指出：AI已成為全球資安風險成長最快的領域。報告顯示，高達87%的受訪者認為AI漏洞是未來最主要的新興威脅，而91%的大型組織已因地緣政治衝突而調整資安策略。這代表AI風險已不只是科技議題，而是國家安全、社會韌性與國際政治問題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AI能力的進化速度遠超過傳統科技。依據英國「人工智慧安全研究院」(AI Security Institute，AISI)為期二年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：AI能力約每五個月便翻倍成長，已超越傳統摩爾定律的速度。在可控的模擬網路攻擊測試中，AI甚至可以自主完成初步滲透與漏洞利用，顯示AI正快速跨越「輔助工具」階段，朝向具備自主攻防能力的「行動者」演進。

更令人擔憂的是，人類社會可能逐漸對AI產生過度依賴。AISI的研究結果指出：AI不只可能帶來「自我複製」與「行為漂移」問題，也可能形成類似「數位鴉片」的過度依賴現象，使人類逐漸失去自主思考與判斷能力。當AI的說服力與決策能力持續提升，對民主制度、社會認知與人類價值體系都可能產生深遠衝擊。

二、AI Agent展現空前的「矛與盾」超能力
近年最受全球關注的AI發展方向之一，便是「Agentic AI」或稱AI代理人（AI Agent）。與傳統生成式AI不同，AI Agent不只是回答問題或生成內容，而是能夠自主規劃、長時間執行任務，甚至直接操作外部系統、資料庫、電子郵件與關鍵設備。

由五眼聯盟國家於2026年5月共同發布的《Careful Adoption of Agentic AI Services》便提出警告，AI代理人可能成為下一代重大資安與治理風險來源。其最大問題在於，AI一旦被授予高權限，便可能被駭客利用、遭受提示注入攻擊，甚至出現偏離目標的自主行為。

目前AI Agent主要面臨四大核心風險。第一是「權限風險」，AI若能存取財務、資料庫與基礎設施系統，可能造成未授權操作；第二是「行為風險」，AI可能為達成目標而產生偏差行為；第三是「結構風險」，多個AI代理人之間可能產生不可預測的連鎖反應；第四則是「責任風險」，當AI自主決策後，往往難以界定究竟由誰負責。

然而，AI同時也是強大的防禦工具。世界經濟論壇於2026年月發布的《Empowering Defenders: AI for Cybersecurity》白皮書指出：AI正在改變全球資安防禦模式。駭客已開始利用AI進行漏洞探索、惡意程式生成與社交工程攻擊，因此防禦方也必須透過AI進行即時監控、威脅分析與自動化防禦。
這也代表AI同時具備「矛與盾」的雙重特性。AI既可能成為駭客的超級武器，也可能成為防禦者的重要得力助手。面對諸如「小龍蝦」的AI代理超能力衍生的風險，真正的關鍵不在於禁止AI，而在於如何建立「可信任的人機協作模式（Human-in-the-loop）」。AI應作為輔助決策與強化防禦的工具，而非完全取代人類的自主判斷。

近期引發全球高度關注的 Anthropic尚未公開發布的Mythos Preview，更進一步凸顯AI自主能力的突破。英國AISI指出，Mythos Preview 已能在受控環境下完成串連完整32個步驟的企業網路攻擊模擬，甚至在專家級CTF挑戰中達成73%成功率。這代表AI已具備自主偵察、漏洞利用、橫向移動與資料外洩等多階段攻擊能力。
另一方面，美國政府也開始利用類似技術協助修補漏洞與進行紅隊測試，顯示AI同時也是提升國家數位韌性的重要工具。未來全球競爭的關鍵，將不只是誰擁有更強大的AI，而是誰能更早建立完善的治理與防禦體系。

三、AI治理的「柯林格里奇」困境
AI治理目前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，正是典型的「柯林格里奇」困境（Collingridge Dilemma）。
「柯林格里奇困境」是指科技發展初期雖容易治理，但人們尚看不清其真正風險；等到風險清楚浮現時，技術卻早已深度融入社會，治理成本變得極高。簡單來說，就是「看不清時管得動，看得清時卻管不動」。
在AI發展初期，社會對其風險認知有限，因此監管與治理往往較為寬鬆。但當AI逐漸成為金融、醫療、能源、交通與國防等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後，人類社會便會對AI形成高度依賴。此時若再想全面限制或修改AI發展方向，不僅成本巨大，也將遭遇龐大既得利益反彈。

AI之所以比過去科技更難治理，主要在於其具有五大特殊性。第一，AI風險具有「系統性與跨界擴散」特徵，一旦失控，可能同時影響多個產業；第二，AI具備「不可逆與不可控制性」，長期學習後可能出現行為漂移；第三，AI能力呈現「指數型成長」，技術進步速度遠快於法律治理建構形成速度；第四，AI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的大型科技公司手中；第五則是「黑箱化與不透明性」，人類尚無法真正理解AI如何做出決策。

但AI治理並非意味著全面禁止AI。真正的核心，在於建立「可信任AI治理架構」。目前全球已逐漸形成幾項共同方向，包括建立AI紅線（Red Lines）、推動AI安全評測、要求高風險AI進行第三方審查、提升模型透明度，以及建立人機協作治理機制。

對台灣而言，AI治理更不應只被視為科技政策，而必須提升至國家安全、金融安全與社會韌性的層次。尤其台灣高度依賴的數位基礎設施與攸關全球的供應鏈，更需要提前建立跨部會、跨產業與跨國合作的治理機制，以避免AI風險擴大成為系統性危機。

四、結語：動態平衡創新與風險
AI的出現，既像《西遊記》中的孫悟空，擁有遠超人類的能力，也可能在失控時帶來巨大風險。因此，人類需要像唐三藏可以隨時耳提面命的「緊箍咒」般，建立一套能夠監督、限制與導正AI行為的治理機制。
然而，AI治理不應追求一套永遠完美、永不改變的制度，而應採取「靈活且可修正」的治理思維。由於AI發展速度極快，制度若過於僵化，很可能很快失效。因此，更務實的做法，是建立能夠持續修正、動態調整的治理框架，透過小規模試驗、監理沙盒與階段性驗證，在控制風險下不斷推動創新。

AI安全也不應被視為孤立議題，而必須納入既有的公私組織資安治理與風險管理架構，包括零信任架構、最小權限原則、持續監控、多層式防禦與人機協作等核心機制。尤其在金融、醫療、能源與國防等高風險領域，更不應讓AI完全自主運作，而必須保留人類最終決策與介入能力。

未來，真正攸關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關鍵，不是AI是否比人類更聰明，而是人類是否仍能掌握治理AI的能力。唯有在創新與治理之間取得動態平衡，人類才能真正駕馭AI，而不是被AI所駕馭。

【作者簡介】
何全德現職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，協助推動產學合作。曾任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創院院長、行政院數位發展部籌備小組諮詢委員、總統府第二局局長、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秘書、管制考核處處長、前行政院研考會資訊管理處處長。關注及研究AI普惠應用與風險治理、數位人才(資訊、資安及AI)職能訓練方法論與實踐、數位永續與數位治理等議題。
何教授目前是台灣數位永續協會會員，也擔任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下設「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委員會」主任委員。